宋代有翻译 地位并不高

编辑: 佚名 来源: 未知 时间: 2019-07-11 07:00阅读次数: 77

  其中住房租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此外,通知还规定严控宣传推广并保证房源信息透明。要求租赁住房在项目宣传推广时,不得诱导、强迫、引导承租人参与任何有金融风险的行为。经营新增租赁住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住房租赁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村集体等应将其出租的房源信息如实录入广州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平台,房源信息一目了然。限制“以租代售”情况对于大众关心的租赁住房“以租代售”问题,通知在制度设计中也进行了充分考虑,对新增租赁住房的权属和土地性质、使用年限、租赁合同最长期限等进行了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以租代售”情况。

  两国要增进政治互信,强化战略沟通,相互尊重彼此在涉及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确保双方关系始终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运行。要采取切实行动,推进反恐安全合作。中方赞赏总统先生多次重申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土耳其从事反华分裂活动,重视土方多次强调支持中方打击恐怖主义,愿同土方加强在国际反恐领域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3个不平等条约;对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经过一个学期的摸索,曹小娟适应了这里的教学节奏,摸索出适合低年级学生的教学方法,渐渐如鱼得水,所带班级的成绩也一跃成为全县第一名。  在这里,我有一种强烈被需要的感觉,生活很充实,干事创业的心劲儿更强烈,生活更有动力。曹小娟说。  7月8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东县举办的第68期满绣培训班开班,满族刺绣项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雅梅为学员授课。

  爬行者认为,这样做可以将大地的气吸收到身体里,并且对心脑血管健康有好处。这项看起来有点另类的锻炼方式,真的有效果吗?事实上,爬行健身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它起源于华佗的“五禽戏”,通过模仿动物的爬行动作,以达到健身目的。专家表示,爬行比较适用于身体健康的中青年人,其优势在于既可以锻炼全身的肌肉,还能把体重的压力分散到四肢,可减少对膝关节的磨损和对脊柱的损伤。“但爬行对于我们的颈椎是个挑战,毕竟人进化为直立行走,头要朝上,爬行时头脑耷拉下去,长时间可能颈椎受不了。”潘国凤认为,尤其高血压、骨质疏松和腰椎不好的人群,尽量不要选择这种健身方式。

宋代有翻译 地位并不高

  四处奔波、风尘仆仆的宋代商贾  这幅唐代古画生动反映了外国使节向唐皇进贡的情景。   看了这个题目,你会不会问,千年前的广州城真有翻译?嘿,广州自古是外贸大港,怎么少得了翻译?不过,那时,翻译这个行当远不如现在光鲜,连皇家翻译的地位与做奶酪的工匠相差无几,活跃在广州港的民间翻译,在“等级链”上的位置就更低了。

然而,外贸的繁荣又偏偏离不了翻译,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又有很多浑水摸鱼的机会,宋代广州的翻译界确实“有些乱”。 为此,有见识的地方官自学外语,以便公正裁断涉及外商的纠纷。   工作不易地位低古代翻译不好干  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翻译是一个比较光鲜的职业,尤其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同声传译,一天收入上万元,谁家孩子有本事吃这碗饭,父母一定觉得脸上有光。

不过,若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广州城,如果有哪个出身书香世家的孩子对外国文化感兴趣,想去干翻译,一定会招来父母的一顿痛扁:“不好好读书,去干这个与奶酪匠一样低微的行当,真想把家里的脸丢光?”  我们之前说过,宋代年间,朝廷非常看重外贸收入,还出台了不少“招商引资”的政策,像广州、泉州这样的外贸大港,关税收入还是地方官升迁的重要因素。

当时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更成为古代外贸史上的佳话。 以我们现在的观念,广州外商云集,还有很多外国使团从广州登岸,跋山涉水前往开封或临安朝贡,朝廷又看重“招商引资”,翻译这个行当为啥这么让人看不起呢?  你别忘了,那时的外贸再发达,“士农工商”的等级次序可是谁也改不了的,商人已是四民之末,外商又是“化外人”,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社会评价能高到哪儿去?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活干起来很不容易(那时掌握外语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但很难捞到一官半职,而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换言之,就是一群身份低微的匠人。

服务朝廷的翻译尚且如此,被广州市舶司聘用以及在民间“混江湖”的翻译,其地位之低,就更不用说了。 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哪个书香门第会容得下自己的孩子去干匠人的行当呢?  外语老师不好找翻译主要靠自学  虽说在那个“士农工商”等级分明的年代,翻译的社会地位很低,但由于经常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

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偏偏时来运转,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

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

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

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这样的故事真够励志。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 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 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不过,当时活跃在广府以及东南亚民间的翻译,多数都是“自学成才”。 没办法,老师不好找,像王元懋这样在庙里碰到好老师,那是难得的运气,一般人就只能靠跟外商打打交道,日积月累,掌握外语技能了。

北宋散文家王禹偁曾写下了这么一个趣闻(载于《王黄州小畜集》),说当年坊间有一个很有名的民间商务翻译,碰到有人向他求教,他就讲大道理,说“翻译有大译小译之分,大者如孔孟之道,可以译人心,小译就只能像他那样,译译外语,没啥大出息,有志者应该学大译,不要学小译”,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 这话听上去十分漂亮,以我的粗浅之见,不想把看家本事传授给别人,才是其真实目的。   为防译员使阴招地方官自学外语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

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 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

《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可见当年的翻译界确实有点乱。   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

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  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在一千多年前,士大夫学外语,做低微匠人做的事,简直是“自甘堕落”。

据史料记载,北宋名臣余靖出使契丹时,在诗句里夹了几句契丹词汇,大汗十分高兴。

按说,余靖这么做,本来是好事,结果回朝后被御史参了一本,说他大失朝廷体面,余靖因此被贬到地方上当官去了。 你说说,这叫什么事?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 南宋名臣向子諲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

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 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諲“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不过,像向子諲这样放下身段,为断案苦学外语的士大夫并不多见。

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

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

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

(注:本文参考了《两宋时期的翻译活动》等资料。

)(采写/王月华图/fotoe)。